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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當年的“分稅制”使中央財政極大增長，為之后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很大的保障。現在地方財政減少使得地方政府又采用大量政府融資的方式來保證地方經濟的發展，但是這又會產生極大的風險。如何改變這種與分稅制之前相反的中央地方財政狀況？靠轉移支付能行嗎？還是再取消分稅制？
郎咸平：什么是經濟發展，靠地方融資或中央投資來保證經濟發展就是個錯誤命題。八九十年代我們基礎設施不完善，修公路鐵路、搞工業園發展外貿經濟是沒錯的。現在基礎設施已經很完善了，地方還在花大力氣修產能過剩的高鐵和機場，這條路已經走到頭了。經濟發展是靠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帶動的。比如今年經濟體有100元產出，政府拿20塊錢就足夠了，這個不是用來三公消費或者走老路，而是應該投入醫療、教育、保障房，讓窮人分享發展的好處；余下40塊留給企業擴大再生產，多雇人，漲工資；40塊錢留給老百姓消費，這樣自然會走向內需型經濟。從長遠來看，真正能保證經濟發展的不是地方政府的低效投資和政績工程，而是企業一直有足夠的利潤進行研發和投資再生產，老百姓一直有足夠的消費能力購買這些產品。
稅的核心不是怎么收錢，而是怎么有效地花錢。目前問題不是取消分稅制，而是加大問責制。需要花錢了，提出預算，每一筆錢怎么花，然后收稅。你要清楚地告訴百姓你的錢花在了哪里。只要花錢不透明，錢怎么都不夠用，無論是分稅制或者地方債都是不是問題的本質。
《人物》：您曾說美國高盛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一大罪魁，一家投行的影響真的有那么大嗎？您如何看待高盛現在在中國金融市場的作為，對與他們合作的中國資本您有什么話要說？
郎咸平：高盛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代表的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他們彼此分工、互相合作。我們揭露高盛不是為了批評這一家公司，而是想讓大家警惕美國金融資本對我們的傷害和操控。
當然高盛是這些公司中的佼佼者。我以這次歐元危機為例，2001年希臘希望進入歐元區，但是他達不到歐盟的兩個標準，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負債率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高盛為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還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換取現金。高盛知道希臘將來必然會有問題。因此高盛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20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一旦希臘政府出現支付危機，出售CDS的銀行就要支付高盛10億歐元的虧空。
隨后華爾街對沖基金坐等歐元危機爆發，從中漁利。2010年2月，歐元凈空頭6.3萬手，看空力量是看多力量的5.5倍。為什么這些對沖基金對歐洲的情況這么了解？因為高盛知道了。
能夠把歐洲的主權國家玩弄于股掌，至少這樣的對手值得我們警惕。
《人物》：我國成為制造大國是否是現階段必然的無奈選擇？現在我國是否具備了轉型的條件？轉型的方向是什么？
郎咸平：我們不是制造業大國，美國才是真正的制造業大國。他們控制著6+1整條產業鏈，我們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棋子。
以蘋果公司為例，它的產品都是富士康生產的，但是富士康的利潤率2009年只有5.94%，今年上半年凈虧損1.426億美元。蘋果公司2009和2010年度的毛利率在40%。蘋果按照生產廠家所在地最低工資*每件產品最高工時來定富士康工成本。原因很簡單，蘋果在產業鏈中是站在最高層次，并牢牢地把控著產業鏈環節的各個關鍵點。蘋果直接向各個零部件供貨商下單，被采購的零件會按照蘋果的供貨需求準時地送到富士康的組裝廠裝配，而且裝配的每一部用什么工藝，要多長時間，多少物料蘋果都要管。
如果你不同意這套做法呢？他能直接干預高層人事任命。2009年8月，郭臺銘親點的接班人之一蔣浩良突然脫離鴻海一線核心業務，轉為特別助理的崗位。具體原因僅僅是因為在一個iPhone小零件的成本控制上沒有聽從蘋果的調遣。據說，蘋果直接找郭臺銘，要不讓這個總經理下臺，要不不跟你做生意。
所以中國要做的不是某些專家們呼吁的轉型或者產業升級。企業該學習的是在全球6+1產業鏈分工中如何能夠掌控產業鏈。
《人物》：您對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也特別關注，連地溝油、垃圾處理等微觀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這是基于何種考慮？
郎咸平：這些問題的本質是政府監管缺失，這些問題的根本是百姓利益受損，我做這些是因為我想為老百姓說話。
所謂的宏觀調控到最后都是一個個微觀問題。我一直呼吁“藏富于民”，這不僅僅是讓老百姓有錢了，還包括過一種體面的生活：吃放心食品，呼吸新鮮空氣也是我們的權利。這些都是一個學者起碼的良知。
《人物》：有學者說郎咸平得了“自我弱小幻想癥”，認為中國是美國的羔羊，矮化中國。您如何看待這一評價？
郎咸平：首先，我從沒有認為美國是完美的，相反，我是國內第一個批評美國醫療政策、金融問題和失業率的。其次，我關注的范圍不僅僅是美國。比如我在研究養老問題時發現加拿大和智利的養老政策更值得我們借鑒。
我不知道那些自認為我們很強大的根據是什么，GDP嗎？我從來不拿GDP說事兒，我們GDP已經超過日本了，但是研究企業管理我依然去研究日本，他的細胞式生產確實很有價值。我們最不要犯的錯誤就是低估對手。我們要學習為什么美國那么強大，科技、軍事、教育這都是表面現象。背后原因是我一直呼吁的“藏富于民”，這是美國強大的原因。我們確實還需要向他學習。
《人物》：2011，我們的日子還會這么難嗎？
郎咸平：答：2011是十二五開局之年，而十二五計劃第一次將”擴大內需“獨立成篇，這與我一直呼吁的”放棄保八，藏富于民“的主張是非常契合的。但是正如我在書中分析的，我們不是沒有意識到”看病，上學，買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實際上，我們也沒少采取措施來應對這三個問題，可是，房價卻是越調越高，老百姓對上學難和看病難的抱怨也還是不少。這背后缺失的是我們并不了解這些問題的本質，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我作為一個學者一再給大家講解”重慶模式“，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房價太高的根源在哪里。同樣，對于醫改，我注意到有計劃在十二五期間自付醫療費不超過三成，但是我們總是有太多計劃，太多目標，當然，我希望這些美好的目標都能實現，這樣老百姓的日子才不會這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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